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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悅專業研究丨《反跨境腐敗法》實施後跨境經營企業的合規新要求

發佈日期:2026-11-16 16:56:31瀏覽: 次

引言


2026年11月6日,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反跨境腐敗法》,並由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八十九號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該法共六章四十七條,首次以專門立法把行為範圍、部門協同、案件辦理、國際合作、企業廉潔合規及法律責任置於同一治理框架。


對跨境經營企業而言,真正的變化並不只是多了一部禁止行賄的法律。新法要求企業把廉潔控制嵌入決策、付款、會計、第三方管理、內部舉報及調查應對;合規義務本身亦可能產生經營層面的法律後果,而不必等待腐敗犯罪已被證明。


本文以中國內地法律為分析法域,從「風險—規則—行動」三個層次梳理企業需要立即處理的制度接口。涉及香港的內容僅說明集團營運與調查協同:香港實體是否直接承擔本法義務,仍須按其與中國內地的組織連結、業務安排及具體行為逐項判斷,不能把集團層面的協同需要等同於本法當然在香港直接適用。



一、從分散規則走向跨部門、跨境域的治理框架


風險:企業若仍把跨境廉潔問題理解為刑法部門的單點風險,容易忽略資金監測、稅務審計、行業監管、信用記錄與境外調查之間的連動。可疑付款未必先以刑事案件出現,也可能由反洗錢、審計、財政、稅務或金融監管環節形成線索。


規則:第七條至第十條建立由國家監察委員會牽頭、相關部門分工協同和信息共享的工作機制;第十三條至第十五條進一步連接跨境資金監測、監督檢查、線索移送與信息化分析。其制度重點是把原本分散在刑事、監察、行政、財務和國際合作中的規則組織為一條可協同運作的治理鏈。


行動:企業應把跨境廉潔風險提升為董事會或管理層可見的企業風險,而非僅由個別業務單位自行處理。合規、財務、審計、法務、採購及區域管理團隊需要採用一致的風險分類、升級標準與證據保全口徑。



二、適用範圍取決於主體與跨境連結,而非抽象標籤

(一)第二條界定五類跨境腐敗行為

第二條涵蓋五類具有跨境因素的行為:境內主體或特定境外主體向外國公職人員、國際公共組織官員行賄;境外主體向境內公職人員及其特定關係人或特定境內單位行賄及相關受賄;境內主體在境外實施的其他職務違法或職務犯罪;行為與結果分處境內外的同類腐敗行為;以及涉嫌腐敗人員外逃、腐敗資產跨境轉移。


這是一個行為範圍條款,不是創設名為「跨境腐敗罪」的單一新罪名。第三十五條明確規定,構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所規定犯罪的,依刑法追究刑事責任;行政責任亦須由相應行政管理規範承接。企業不能把「落入第二條描述」與「已構成某一犯罪」混為一談。


(二)第二十九條用組織與投資連結界定跨境經營企業

第二十九條所稱從事跨境經營業務的企業,包括在境外設立分支機構、子公司或進行投資活動的境內企業,以及境外企業在境內設立的分支機構、子公司。條文並要求境內企業督促指導其境外分支機構、子公司遵守所在地法律。


因此,香港集團實體若在中國內地設有分支機構或子公司,需要按具體組織安排評估內地實體的法定義務;中國內地母公司透過香港平台持有境外業務,也不能把香港平台視為合規責任的「隔離層」。但香港公司僅因與內地企業處於同一集團,並不當然等於本法所有條款直接適用於其在香港的全部活動。


適用判斷應回到主體身份、設立關係、投資安排、行為地及結果地等法律連結。員工薪酬高低、企業規模大小或所謂「國際化程度」均不是替代法定連結的判準;企業規模僅在第三十條所述合規部門或人員的合理配置等問題上具有管理意義。



三、第三十條至第三十四條把合規轉化為可檢驗的企業義務

1.治理與運行機制:第三十條要求建立健全廉潔合規管理制度,把管理貫穿跨境業務決策、執行與監督全過程,並及時調查、處理違規行為。對境內企業而言,還應按規模、業務範圍及風險配置部門或人員,必要時為跨境業務或境外機構制定單獨制度及配置合規專員。


2.風險評估、舉報與報告:第三十一條要求開展廉潔風險識別評估、完善內部舉報機制、預警和處置風險;發現涉嫌跨境腐敗問題的,依法向監察機關、公安機關等舉報、報案。企業需要先設定何種事實達到內部升級及外部報告門檻,避免線索長期停留在業務部門。


3.會計真實性與審計:第三十二條要求會計憑證、帳簿和財務會計報告真實、完整,禁止以財務會計手段實施、掩飾或隱瞞跨境腐敗。對境內企業,條文另要求加強對跨境業務部門及境外機構的財務管理、會計核算與內部審計。合同形式存在,不足以單獨證明服務真實;付款依據、成果、定價和最終收款人需要相互印證。


4.第三方盡職調查:第三十三條要求對受聘第三方機構或個人開展盡職調查及持續監督,要求代表企業的第三方遵守廉潔行為準則,並禁止利用第三方實施跨境腐敗。代理、顧問、分銷商、通關服務商及項目合作方不應只在准入時審查一次,還要把付款、服務成果、關聯關係及異常指令納入持續監控。


5.培訓與廉潔文化:第三十四條要求加強員工廉潔教育;境內企業還應對跨境業務部門和境外機構員工開展培訓。有效培訓應按崗位和場景區分內容,並保留覆蓋範圍、測試結果、未完成跟進及制度更新記錄,而非僅保存一次簽到表。



四、第二十五條帶來境外調查應對的雙重合規課題

(一)國際合作有法定渠道,境外主體不得在境內自行執法

第十七條賦予有關機關依法了解情況、收集及調取證據的權力,並要求有關組織和個人配合;辦理重大案件時,亦可按對等原則要求外國企業等配合。第二十條至第二十四條則規定追逃追贓、聯合調查、調查取證、信息交流、司法協助及境外證據使用等合作路徑。


第二十五條同時劃出清晰邊界:未經中國有關機關同意,境外機構、組織和個人不得自行或透過他人在中國境內進行反跨境腐敗調查等執法活動;中國境內的機構、組織和個人亦不得向其提供證據材料、數據信息及其他相關協助。這不是一般性的「不合作」規則,而是要求合作回到中國法律允許的渠道。


(二)香港集團需要先分流,再回應

香港集團實體收到境外監管機構、執法機構或其受託調查方的要求時,常同時面對境外回應期限與中國內地法律邊界。若所需材料、伺服器數據、員工訪談或原始帳冊位於中國內地,單純由香港總部發出集團指令,不能取代對第二十五條及其他適用數據、保密與程序規則的審查。


實務上應建立「請求識別—材料定位—法律審查—主管機關渠道判斷—授權披露—留痕」流程,並把中國內地與香港的法務、合規、數據和業務團隊納入同一應對小組。任何外部訪談安排、遠端取證或資料上傳,都應先確認活動是否涉及在中國內地提供調查協助。這正是第二十五條帶來的雙重合規課題:既不能忽略境外義務,也不能以境外要求為由繞開中國內地的法定程序。



五、責任架構不止於定罪,合規失效可獨立影響營運

第三十五條至第四十五條形成多層責任架構:構成既有犯罪的,追究刑事責任;違反行政管理秩序的,依法給予行政處罰,並可追究直接負責主管人員及其他直接責任人員;涉及公職人員的,依法給予處分;造成損害的,承擔民事責任。受到處罰的,還可能被記入信用記錄,並承受相關業務或職業資格限制;違法所得及其孳息、收益亦可被沒收、追繳或責令退賠。


第四十一條至第四十四條處理共同實施、教唆幫助、從重與從輕情節,以及拒不提供材料、隱匿偽造毀滅證據、阻礙調查等風險。尤其需要避免把「配合調查」理解為可任意跨境提供資料;企業既要履行境內機關的合法要求,也要遵守第二十五條設定的對外協助邊界。


第四十五條是企業治理層面最值得警惕的條款。從事跨境經營業務的企業不履行法定廉潔合規義務,可被責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被責令暫停相關業務、停業整頓或吊銷相關業務許可證。換言之,即使尚未證明企業實施某一腐敗犯罪,合規義務缺失並在責令後拒不改正,仍可能獨立產生實質經營後果。


主動整改具有價值,但不能被表述為「合規即可免責」。第四十三條僅規定自動投案、配合調查、主動補救和退贓等情形可以從輕、減輕行政處罰、處分;該條本身不創設概括性的刑事豁免,更不保證企業或個人不被追究其他法律責任。



六、企業行動清單:以八項控制建立集團閉環

【企業行動清單】  

1.政策映射:比較中國內地、香港及各營運地的反賄賂規則與集團政策,標示共同底線及較嚴要求。


2.第三方控制:按國家、業務、政府接觸及報酬模式分級,建立准入、合約承諾、持續監測、付款前覆核與退出機制。


3.付款紅旗:對異常成功費、無明確成果的顧問費、現金要求、分拆付款、無關第三方帳戶及高風險地區付款設置攔截與升級。


4.會計與審計:把合同、服務成果、發票、驗收、定價與最終收款人連成可追溯證據鏈,將高風險項目納入專項審計。    


5.報告與升級:設定線索分級、調查授權、法律特權評估、外部舉報或報案決策、董事會通報及整改驗證流程。 


6.數據回應:建立境外監管請求分流程序,先定位中國內地文件、數據與訪談,再判斷第二十五條及其他適用程序。  


7.歷史覆核:按風險抽查高額中介費、政府接觸頻繁、帳外安排、成果不足及付款路徑異常的歷史項目,保存原始記錄並整改持續問題。 


8.董事會與管理層監督:定期審閱重大風險、舉報趨勢、整改逾期、第三方例外及培訓覆蓋,為合規部門配置相稱權限與資源。


新法之下,跨境企業需要證明的已不只是「沒有發生已知賄賂」,而是企業能否識別風險、阻止異常付款、保持帳目真實、管理第三方、依法報告並在調查中遵守正確渠道。中國內地與香港團隊越早把政策、數據與決策流程接成一個可驗證的閉環,越能在境內外要求同時出現時保留合法、穩健的處理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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