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悦专业研究 | 外国仲裁机构在香港作出的裁决，能否作为“香港裁决”在内地执行？

跨境合同中，企业常常约定由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香港国际仲裁中心等机构管理仲裁，并将仲裁地放在香港。争议发生后，被执行人有时会提出一个看似技术性、实则影响巨大的抗辩：外国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是否能够被视为《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项下的“香港仲裁裁决”。

德国SE公司等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清晰回应。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将裁决籍属的判断重心放在仲裁地，而非仲裁机构国籍；同时对仲裁程序令、仲裁员产生方式和公共利益抗辩作出克制审查。该案对选择香港作为仲裁地的跨境交易具有较强示范意义。

德国SE公司、德国SA公司、珠海某公司与J公司自2013年起存在业务往来。J公司与德国SE公司通过电子邮件确定订单后，又分别与德国SA公司、珠海某公司签署两份采购协议。协议约定，相关争议提交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适用《ICC仲裁规则》仲裁，仲裁地为香港。

后因合同履行发生争议，德国SE公司、德国SA公司、珠海某公司向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申请仲裁。仲裁院于2020年9月4日作出终局裁决，裁令J公司向珠海某公司支付货款4962980欧元及利润损失、损害赔偿、滞纳金、利息等。2021年1月4日，德国SE公司等向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认可和执行该裁决。

J公司主要提出三项抗辩：其一，珠海某公司提交《程序时间表》晚于仲裁庭《第1号仲裁程序令》规定期限，违反程序合意；其二，首席仲裁员选任违反《ICC仲裁规则》；其三，案涉标的物电磁辐射超标，执行裁决将危害社会公共安全，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

第一，法院确认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在香港作出的裁决，应认定为香港仲裁裁决。该判断体现了仲裁地在裁决归属中的核心作用。换言之，管理仲裁的机构是否为“外国机构”，并不当然改变裁决作为香港裁决的属性；只要仲裁地为香港，且裁决在香港作出，即可进入《安排》项下认可与执行框架。

第二，法院尊重当事人选择的仲裁规则。关于首席仲裁员任命，J公司未能证明当事人另行约定了不同于ICC规则的第三名仲裁员任命程序。依据《ICC仲裁规则》第12条第5款、第13条第2项，首席仲裁员经联席仲裁员联合提名并由仲裁院秘书长确认，并不违反规则。

第三，法院没有把程序令的每一项时间安排都理解为绝对不可调整的程序合意。《ICC仲裁规则》第22条第2项允许仲裁庭经洽商当事人后采取适当程序措施；当事人未按程序时间表提交文件时，仲裁庭可在规则框架内决定是否接受。法院据此认为，仲裁庭接受迟交文件并不构成仲裁程序与当事人协议不符。

第四，公共利益抗辩仍被严格限制。案涉争议本质上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履行争议，裁决处理结果影响的是合同当事人的财产利益。标的物是否符合合同约定检验标准，并不当然等同于裁决执行会危害社会公共安全。法院最终认定不存在《安排》第七条规定的拒绝执行情形。

该案首先明确了香港作为仲裁地的制度价值。对于希望利用香港普通法仲裁环境、同时又需要在内地执行裁决的交易主体而言，选择香港为仲裁地具有可预期的执行路径。外国仲裁机构在香港作出的裁决，并不会因为机构本身的国际属性而被排除在《安排》之外。

该案同时提示，被执行人不能把认可与执行程序变成仲裁程序的“二次上诉”。内地法院会审查《安排》第七条列明的拒绝执行事由，但通常不会重新评价仲裁庭对程序管理的具体裁量。只要仲裁庭在当事人约定的规则框架内行动，且未实质剥夺一方陈述机会，程序瑕疵抗辩难以成立。

此外，公共利益抗辩仍然需要达到较高门槛。商业合同项下的产品质量、付款、违约责任争议，即便金额较大，也通常属于私法利益调整。除非执行裁决将明显冲击内地法律基本原则、国家安全或社会公共利益，否则不宜将实体争议包装为公共利益问题。

第一，仲裁条款应明确写明“仲裁地为香港”。实践中，“仲裁机构在香港”“开庭地点在香港”“适用香港仲裁规则”并不完全等同于仲裁地为香港。若希望未来适用内地与香港之间的裁决执行安排，应在条款中直接表述seat/place of arbitration为Hong Kong，并与机构、规则、语言等事项分列约定。

第二，选择机构仲裁时，应同步理解该机构规则的程序授权。企业在仲裁中提出程序异议，应及时、明确、持续地保留权利；如果在仲裁程序中未充分反对，到了执行阶段再以程序安排不当为由抗辩，成功空间通常有限。

第三，申请认可与执行时，应围绕《安排》第七条组织材料。申请人应主动说明裁决归属、仲裁协议、送达与陈述机会、仲裁庭组成、裁决生效状态及不存在公共利益障碍。被申请人若主张拒绝执行，也应围绕条文列明的封闭事由举证，而非泛化提出实体不服。

第四，跨境交易团队应把“香港仲裁+内地执行”作为一体化方案设计。香港法域提供仲裁程序和司法支持，内地法域提供资产所在地的执行措施。两地制度的衔接不是自动完成的，依赖于清晰条款、完整程序记录和执行阶段的证据组织。

德国SE公司案的核心信息十分明确：香港仲裁的开放性与内地执行的可预期性可以形成制度合力。对企业而言，关键不只是选择一个国际仲裁机构，而是把仲裁地、仲裁规则、程序权利保留和执行证据链一并设计。唯有在签约阶段完成争议解决路径的精细化安排，胜诉裁决才更有可能在跨境执行中转化为真实回款。

来源类别：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9月5日发布的“支持香港仲裁典型案例”及中国国际商事法庭转载页面，属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典型案例。

案例名称及案号：德国SE公司等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2021）京04认港3号。

核心争点：国际商会国际仲裁院在香港作出的裁决是否属于《安排》项下的香港仲裁裁决；仲裁庭接受迟交程序时间表、首席仲裁员产生方式是否违反当事人协议或ICC规则；执行裁决是否违反内地社会公共利益。

裁判理由：北京四中院认为，裁决作出地在香港，应认定为香港仲裁裁决；当事人未证明存在不同于ICC规则的第三名仲裁员任命程序，首席仲裁员经联席仲裁员提名并由秘书长确认不违反规则；仲裁庭可在规则框架内决定是否接受迟交文件；合同货物质量争议不当然上升为社会公共利益问题。

结论：法院认定不存在《安排》第七条规定的拒绝认可和执行事由，裁定认可和执行案涉裁决。

可得性限制：本稿以最高人民法院官方典型案例公开内容为基础，未展开讨论未公开的仲裁案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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