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悅專業研究丨一場“沒有被認真聽取”的視頻庭審，為何足以擋住內地裁決在港執行

跨境仲裁的價值，往往要到執行階段才接受真正檢驗。內地仲裁裁決進入香港，並不意味著香港法院會重新審理實體爭議；但如果仲裁程序觸及公平聆訊、當事人陳述機會等基本要求，香港法院仍會以本地公共政策把守最後一道關口。

Song Lihua v Lee Chee Hon (Former Name: Que Wenbin) [2023] HKCFI 2540 提供了一個少見而鮮明的樣本：成都仲裁委員會裁決已在內地面對過挑戰，香港高等法院原訟法庭仍因視頻庭審中仲裁員的表現，拒絕在港執行。案件提醒企業，所謂“支持仲裁”從不等於容忍程序失真；對跨境裁決而言，庭審記錄、送達軌跡和仲裁員的實際參與程度，都可能在另一法域被逐項審視。

爭議源於個人之間的股權交易安排。成都仲裁委員會於2021年10月11日作出裁決，判令被申請人支付逾人民幣3.37億元及利息、費用。裁決債權人隨後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請執行，法院於2023年1月以單方面程序給予執行許可。

裁決債務人申請撤銷香港執行令，提出多項異議，包括仲裁檔送達、仲裁庭組成、補充書面陳詞未獲轉交，以及第二次庭審的進行方式。其最具決定性的指控，是一名以視頻方式出席的仲裁員在聆訊期間沒有持續、認真參與：從庭審錄影所見，該仲裁員一度離開畫面，並進行與庭審無關的活動。

與此同時，債務人亦曾向成都中級人民法院提出與裁決有關的異議。內地法院沒有據此否定裁決。但香港法院強調，作為被請求執行地法院，其仍須依香港《仲裁條例》第95條及香港公共政策，獨立判斷在港執行是否可接受。

裁決債權人主張，內地法院已經處理相關程序爭議，香港法院應對監督法院的處理給予高度尊重。原訟法庭承認，執行法院應適當重視仲裁地法院的判斷，也不會把執行程序變成第二次撤銷申請。

但“適當重視”並不等於放棄本地公共政策審查。香港《仲裁條例》第95條為內地裁決設置專門執行機制，其中第95(3)條保留了違反香港公共政策的拒絕執行事由。香港法院要回答的不是內地法院是否判斷錯誤，而是把該裁決轉化為香港法院判決並動用香港強制執行權，是否會損害香港法律秩序所堅持的基本公正。

法院沒有因一般的程序瑕疵輕率拒絕執行。決定性因素是第二次庭審的整體情形：仲裁員在遠程聆訊中未表現出對當事人陳述的持續關注，程序未能讓客觀觀察者確信爭議獲得了真正聆聽。公平不僅應當實現，也應當能夠被看見。

法院認為，該情形並非單純的禮儀問題或事後對仲裁員風格的挑剔，而是觸及自然公正與公平聆訊。由於這一缺陷發生在實質聆訊環節，並涉及仲裁庭是否真實履行裁判職責，嚴重程度足以使在港執行與香港公共政策相抵觸。最終，香港執行令被撤銷，裁決在港執行遭拒。

第一，香港法院堅持有利於仲裁和執行的取向，拒絕執行事由會被從嚴理解。當事人不能借執行異議重辯事實、法律適用或證據權重。

第二，內地裁決在香港執行適用香港《仲裁條例》有關內地裁決的專門條文及兩地相互執行安排。裁決作出地法院的決定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卻不當然排除香港執行法院基於本地公共政策進行獨立審查。

第三，公共政策審查關注的是基本正義，而非技術完美。普通的送達爭議、程序安排分歧或未造成實質影響的瑕疵，通常不足以越過高門檻；但仲裁員沒有真實參與聆訊，可能直接動搖仲裁過程的結構完整性。

第四，遠程庭審不會降低仲裁員的職責標準。視頻參加者仍須保證穩定連接、持續在場、專注聆聽，並避免任何足以產生“不曾真正審理”觀感的行為。

當事人應系統保存仲裁通知、快遞憑證、電子郵件回執、機構送達記錄、程序令、庭審錄影、錄音及文字記錄。若發現仲裁員掉線、離席或明顯無法參與，應即時提出異議並要求記入筆錄，而不是等到敗訴後才首次主張。

程序令可預先規定攝像頭開啟、身份核驗、掉線處理、休庭機制及錄影保存方式。機構與仲裁庭宜在關鍵證人詢問和結案陳詞前確認全體仲裁員線上。對金額重大、預期在多地執行的案件，這些安排不是行政細節，而是裁決可執行性的組成部分。

裁決債務人應分別計算仲裁地撤銷程序與香港執行異議的期限和法定事由；裁決債權人則應在申請執行前主動審查程序檔案中的薄弱點。內地程序已經結束，不代表香港公共政策抗辯當然消失；反過來，香港法院也不會僅因另一地存在異議就自動停止執行。

本案的核心並非香港法院擴大干預，而是重申一條更基礎的規則：仲裁的終局性以真實、公平的聆訊為前提。準備跨境執行時，應把“程序是否經得起另一法院觀看錄影和閱讀記錄”作為庭審管理的最低標準。

聲明